足协“保大” 欠薪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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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究，中国足球还是走到了“保大保小”的难题面前。中国足协选择“保大”，这种举措或是迫于无奈，但在短时间内的确可以保障新赛季联赛的正常开展。如果从现实的寒冬环境以及多数俱乐部“摆烂”的现状出发，足协所采取的分批次补齐欠薪的方式，可以说几乎是最为“万全”“稳妥”的解决方案了。
作者 | 王沈童
编辑 | 加贺
4月3日，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召集中超、中甲、中乙三级联赛俱乐部召开线上会议，会后中国足协下发了《2022赛季中超、中甲、中乙联赛相关工作的通知》，公布了2022赛季三级联赛准入俱乐部名单，同时还发布了俱乐部欠薪解决方案及相关处罚办法。
令人颇感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是，足协公布的新赛季准入标准尤为宽松，最终的俱乐部准入名单也是让18家中超俱乐部全数过关，其中包含了此前被公开证实过有欠薪和运营困难的河北、重庆等多家俱乐部。
与此同时，中国足协还颁布了一套《俱乐部欠薪解决方案及罚则》的协议。要求各俱乐部2022赛季不得有新的欠薪发生，同时必须在联赛过程中的三个时间节点之前按规定补齐2021赛季及之前赛季的所有欠薪，而对于在2022年12月31日前不能解决全部欠薪问题的俱乐部，将会面临罚分或赛季末降级的严厉处罚。
正是因为这份协议的相关规定，此前部分存在欠薪的俱乐部在提交具体欠薪解决方案后，也被有条件授予准入，这也意味着岌岌可危的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今年又可以正常举办了。
终究，中国足球还是走到了“保大保小”的难题面前。中国足协选择“保大”，这种举措或是迫于无奈，但在短时间内的确可以保障新赛季联赛的正常开展。如果从现实的寒冬环境以及多数俱乐部“摆烂”的现状出发，足协所采取的分批次补齐欠薪的方式，可以说几乎是最为“万全”“稳妥”的解决方案了。
不过，这套办法又怎么能根治中国足球俱乐部的欠薪恶习呢？它又怎么能抚平球员内心蓄积已久的不满情绪？
司空见惯的欠薪常态
欠薪，一直是伴随着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发展最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每个赛季几乎都有关于欠薪的新闻，围绕欠薪出现的讨薪之音也格外刺耳，例如河北、天津、武汉、青岛、江苏等俱乐部均有球员公开发声，向所在俱乐部讨要薪水与奖金。
不过，直到新赛季临近，还有不少俱乐部仍未完全解决欠薪问题，甚至有个别俱乐部连球队基本的运转都无力支撑，一些球队至今还没有开始集结备战，不排除退赛的可能。
据了解，2022赛季18家中超俱乐部中，欠薪的大约在11到12家左右。如果严格按照以往的准入制度，即便有个别俱乐部第一时间解决欠薪问题，预计也会有半数中超俱乐部无法按时达标。如此，中超联赛就没法运转，甚或面临崩盘，而一旦联赛停摆，对中国足球来说，将是一场灭顶之灾。
今年的清明假期，一条”江苏队旧将杨家威向苏宁老板讨薪“的视频火上热搜，为本已司空见惯的欠薪问题又加了一把火。
苏宁旧将杨家威 视频讨薪
其实，发布视频的这名球员早在2019年，就从江苏苏宁队离开，加盟了淄博蹴鞠。然而三年时间过去，就算昔日的江南雄狮江苏苏宁如今已不复存在，江苏队在解散之时还有很多遗留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实际上，包括中超在内的中国足球三级联赛，都存在严重的欠薪问题，且这一问题并非只存在于2021赛季。
为了保护从业者的权益，近年来中国足协推出了俱乐部的联赛准入标准，要求所有俱乐部必须提供上赛季的教练、球员及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确认表，才能获得下赛季的注册资格。但此举依然没能解决根本问题。
据足球报报道, 目前中超球队中有超过70%的俱乐部仍存在欠薪问题，中甲和中乙也有不同程度的欠薪问题，“蒿俊闵讨薪”、“杨家威视频喊话苏宁老板”也成了中国职业足球寒冬里的一个缩影。
赶鸭子上架
中超球队运营或迎更大困局
相比欠薪，更让人担忧的是中超联赛和部分俱乐部的运营状况。
疫情影响下的中超赛制更改，引发了票房下降、关注度下降、广告与赞助招商受阻、商业开发价值骤然降低等问题；限薪令的出台导致国内球员积极性降低、外援球星集体流失、联赛观赏性降低等状况；俱乐部改中性名等一系列政策给不少企业的投资热情泼了冷水，中超的吸金能力正在急剧下降，一些中超俱乐部将持续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根据中国足协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疫情爆发前，2019赛季中超联赛共进行了240场比赛，平均上座人数为23336人，在世界顶级足球联赛中排名第5，仅次于英超、西甲、德甲和意甲欧洲的四大联赛。其中，赛季最受关注的比赛北京国安主场与广州恒大的比赛，共有57056人到工体观赛。
随着2020年年初疫情席卷全球，中超采取空场办赛，使得票房收入为零，而后续的赛会制，更是让很多俱乐部出现了运营危机。
我们抛开所有假设因素，仍以2019赛季的中超票房为标准来统计中超3年来的总票房损失，会发现这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根据凤凰网提供的数据看，2019赛季中超16支球队的总票房收入为2.858亿元人民币。若以此为标准，2020、2021和2022赛季，中超改为赛会制的票房总损失会达到约8.57亿元人民币。
单赛季2.858亿票房是什么概念？假设中超球员的年平均薪资是税前300万，那么2.858亿元将可以承担近100名中超球员的年薪，而这笔巨款也足以缓解大多数中小型企业以及房地产企业管理运营下的俱乐部一个赛季的大半压力。
职业俱乐部的营收主要来自主场票房、版权转播分红与商业赞助。事实上这三种经济来源是一脉相承的。赛会制之下，不仅各俱乐部票房为零，版权价格也必然大打折扣。如果联赛品牌影响力大幅下降，无疑也将失去赞助商的支持。
北京国安此前是最受赞助商欢迎的俱乐部之一，它在2019赛季的赞助收益为6000万左右，但在疫情及赛会制的影响下，这两年的收益出现了急剧下滑，2021赛季的赞助收益降至1000万以下，如果仅算票房和赞助收益，北京国安俱乐部每年的损失就超过1亿人民币。
不难理解中国足协此次对各大俱乐部网开一面之举，毕竟中超已经连续将就了两个赛季，连比赛轮次都没有达到应有的30轮。
此外，中国足协的让步虽然看似合理，但对于那些欠薪俱乐部多少有些赶鸭子上架。为了保住本赛季的联赛，强行把一些濒临灭亡的球队推上台前。无论是这些俱乐部的前景，还是联赛的运转，都十分令人堪忧。
足协无奈“让步”的背后
沦落到如今的狼狈模样，也让众多球迷对足协产生了质疑。
在2017年中国足协和足管中心管办分离前，中国足球一直都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来管理，中国足协与足管中心始终是纠缠不清的 “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足管中心的管理者基本也都是体育总局的中层干部。
而管办脱钩，“让专业人办专业事”始终是中国足球改革的目标。但新任足协主席陈戌源上任，作为足球“门外汉”饱受争议。在上任后针对职业联赛大刀阔斧的改革，几乎彻底否定了中国足球联赛二十多年的职业化发展，也没有将联赛带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此外，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近几年不断为国足备战世预赛让步，例如国字号球队征战职业联赛、专门成立服务于国家队人才输送的“职业”俱乐部等，这在各国都是罕见的。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发展可以说是一路坎坷。而在疫情大环境以及足球文化和国企资本都缺失的情况下，足协仍然坚持套用欧洲五大联赛“中性名”的做法，无疑是直接掐断了俱乐部的主要收入来源。
中超联赛的俱乐部本身没有经营自主权和话语权，在利益分配中也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如今，河北俱乐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们甚至连俱乐部的水电费都交不起，巨大的财政亏空自然让企业对入股俱乐部望而却步，俱乐部在当地“落户”难上加难。
“中性名”之后，中国足协又办颁布了最严限薪令，国内球员的顶薪税前为300万。广州足球俱乐部更是规定一线队球员年薪最高标准不超过税前60万元，这让许多球员收入大幅下滑，个别球员遭遇九成下滑的“跳水价”。这种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各个俱乐部的资金压力，但最终吞下这个苦果的却是球员。
再看此次足协为了保住联赛，在欠薪一事上做出的让步，也是如此。或许，留给足协的并不只是现在的一地鸡毛，而是在不久后那些不可预估的退赛、罢赛等棘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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